唐大杰：恢复经济保障民生，建议立即向国民发钱

来源：糜躯碎首网编辑：景德镇市时间：2025-04-05 05:18:59

(2)发布、修改或撤回某项命令。

即在日本法上，后述之通告处分和反则金所针对的违法行为皆属犯罪，其犯罪的外延与我国有明显区別。[25]同时，实务界也承认实践中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混乱。

[2]叶说中的行政主体是我国行政主体理论的特殊用法，与国外的行政主体有所不同。人们表达了发生特定法律效果的意思，法律秩序之所以承认该法律效果，是因为法律行为的行为人希望发生这一法律效果。对带有普遍性的强制执行权，如强制划拨、强制拍卖财产等，控制极严，法律只授权个别行政机关。即便我们将叶说所阐释的执行力限定于具体行政行为（即行政行为），仍然存在着诸多的逻辑难题。为叙述方便，本文以行政机关指称我国行政主体理论中的行政主体。

（2）以申请人民法院的强制执行为原则，表明强制执行权原则上属于法院。三、行政行为执行力观念的消弭（一）法律效力行政行为的效力理论是行政行为的两个要素中，公权力行使要素的演绎性表达。我们要寻找别的出路，即其所主张的政治宪法之路。

或许，我们终将也能底气十足地说，我国发生的每件事情都合乎宪法，但很显然，在作出这一断言之前，必须确保不是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。就宪法理论而言，他们设法用政治宪法论来抵抗法律宪法论的话语统治权—法律宪法论是以法院为中心建立起来的一整套学术体系的总称。由于缺乏正式的《权利法案》，英国法院不能像美国最高法院那样，通过宣布议会法违背基本法的方式来捍卫个人权利（《1998年人权法》出台后局面有所改观）。[8]前注[1]，J. A. G. Griffith文，第16页。

日常的政治过程充满变化，有时甚至是根本性的变革，英国宪法就是对这种变化或变革的偶然回应，而不是法律宪法论者所说的一个根本性的法律框架。其次，如果它们想改变法律，不论此举是否增加其现有的法律权力，它们都必须获得议会的同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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……对于中国宪政转轨重大理论问题敢于直言的法政学人少了，埋首书斋对法政理论的文本工夫进行较量的学人多了。所以，这是一篇极富论辩性的文章。[35]而英国宪法的核心制度是部长责任制，部长责任制的运用（这就是英国日常政治的具体体现）有助于实现共和主义的基本规范。……法律只不过是陈述权力关系，仅此而已。

这种规范与法律宪法的规范相比，的确不够具体也不够明确，所以，吉和韦伯称之为不作详细规定的规范（prescriptive without really prescribing）[45]。[83]余盛峰：政治宪法学的得失，载高鸿钧主编：《清华法治论衡（宪制与制宪·上）》（第17辑），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，第245～246页。正如我国学者张千帆教授所言：‘政治宪政主义是一个伪命题……‘司法宪政主义本身是政治宪法学树起的一个‘稻草人……换言之，政治宪法学所针对的‘司法宪政主义标靶本身是不存在的。[49]那么，这种主张是如何提出来的？最近二三十年里，英国公法学界围绕越权无效原则发生了激烈的学术争论，而且，辩论热情迄今尚无减退的迹象。

[52]上面提到的奥利弗、劳斯和克雷格等普通法学者就属于这类学人—当然，他们不是因为简单地怀疑或反对越权无效原则而联系在一起，他们的共同目标是，要将普通法中细枝末节的讨论提升到宪法正义的高度，从而重新审视法院在英国宪制中的作用。此外，我国学者强世功教授也常常被学者们归入这一学派，尽管其并未对此评价作出公开回应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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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它的意思是，需要施加法律限制，但限制不是由法院来实施，而是通过政治制度来运作吗？也不完全是。尽管汤姆金斯和贝拉米的具体主张有所不同，但两者都强调宪法与日常政治的密切关联。

[38]这种思想与法律宪法思想迥然不同。但给评论者可能造成困扰的是，陈教授的主要理论资源却又是法国的西耶斯和德国的施密特。可见，法律宪法论试图解决的问题是，对议会的尊重（或传统意义上的议会主权）与对议会立法的司法审查如何有机地结合起来—在戴雪那表现为议会主权和法治原则如何兼容的问题，而政治宪法论者所看到的或所忧虑的是，民主选举的政治家的政治决定常常被一个非选举的法官所推翻。传统的（或日主流的）宪法解释学或规范宪法学持一种法教义学的态度，以现行实在法秩序作为坚定的信奉对象和不加怀疑的研究前提。如上所述，政治宪法是偶然的和动态的，是日常政治的最直接体现。在这个意义上，我国的政治宪法论者所树立的司法宪政主义靶子，可能就是假想敌。

相应地，权利和民主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，不是民主的立法过程产生了权利，相反是权利在逻辑上先于民主。【摘要】英国政治宪法论的首倡者格里菲斯在其《政治宪法》一文中，分别从政治的和哲学的角度，批驳了当时盛行的权利法学，主张在日常的政治过程中化解冲突和解决纠纷，并提出了关于英国宪法特性的著名论断：发生的每件事情都合乎宪法。

[44]前注[33]，Richard Bellamy书，第106页。[27]K. D. Ewing, The Resilience of the Political Constitution, （2013）12 German Law Journal 2111，p. 2112. [28]See M. Goldoni＆C. McCorkindale, A Note From the Editors: The State of the Political Constitution, （2013）12 German Law Journal 2103，p. 2103. [29]前注[1]，J. A. G. Griffith文，第15页。

在下列意义上，规范宪法学与法律宪法论可以相提并论：尊重宪法条文，把条文中所蕴含的宪法规范作为核心研究对象，认为宪法审查制度是宪法大厦的拱顶石，其目的是为了保障宪法中的人权规范。就此而言，发生的每件事情都合乎宪法这一论断有个重要的先决因素，那就是，发生的每件事情都合乎宪法，不等于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。

这篇文章是郑贤君教授于2011年4月28日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讲演整理稿，所引部分为田飞龙博士发言时转述的陈教授的话。首先，除非有制定法的明确授权或特权许可，它们不得侵犯他人的法律权利。格里菲斯同意英国社会有病的诊断，但不同意宪法改革论者的治疗方案，海尔什姆勋爵等人的提议不仅错误，而且相当危险，他们的权利法学必然败坏法律和政治。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，那是因为他们预设了英美宪法的标准，最关键的是，一些有代表性的宪法学者并没有给出自己的解释，而只是一味地呼吁宪法应该进人法院。

政治宪法没有正式的法律文件，没有不可改变的权利宣言或制度体系，也没有保障宪法的程序，还没有便于管制的固定宪法边界。而我国的情形则恰好相反，理论上我们拥有一部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宪法，因而不是任何事情都会发生，但实践却一再证明，我国宪法往往沦为一纸具文，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。

当我们仔细推敲两种立场的意味时，就会发现艾伦教授的评价不无道理：越权无效原则的争论，掩盖了一些最为重要的问题，即法官的宪法职责是什么、该职责具有何种性质、其正当性何在？[51]所以更明智的选择应该是去考察民主政制中的法院角色问题。传统上，议会是法治和人权的保护者而非威胁者。

最近，我国学者高全喜教授发文称：中国宪法……实际上不是僵硬不动的，而是充满着变化运动的。《人权法》产生的这些影响及其保护人权的功能，都证明《人权法》具有实质的宪法地位。

作为我国政治宪法论的首倡者，我国学者陈端洪教授对法律宪政主义和政治宪政主义的区分，依据的却是英国人的宪法学说，不仅在该文中引用了格里菲斯的那段名言，简要阐述了英国的政治宪法论，而且还明确表明，我国应该走如此界定的政治宪政主义道路。这一点维持了传统的议会主权，也使英国的宪法审查与美国式的强型宪法审查区分开来。其他政治宪法论者如我国学者高全喜教授也同样可能令人困惑，高教授一方面似乎更倚重于英国理论，但另一方面，他使用的政治宪法概念又不同于英国学术文献中的政治宪法。所以，主流的宪法学应该反思，应该引入新的知识和新的研究路径。

（二）法律宪法论的核心观点普通法宪政论的基本逻辑是：首先，政治社会由一套基本的价值观念组织起来。三是该学派内部也存在分歧，从正面角度看，很难归纳出一个我国政治宪法论的核心观点是……的命题。

[80]前注[67]，高全喜、田飞龙文，第72～80页。集大成者则是后来的格里菲斯（Griffith）。

[61]久而久之，法政学人就会更加有意无意地回避现实政治，认定理论梳理和文本细读才是学者唯一值得追求的事业。英国公法学者之所以将政治宪法和法律宪法（或司法宪政主义）对举，政治宪法论者和法律宪法论者互相批判，那不是因为法律宪法无法实施，相反，恰好是因为法律宪法的触角太长太深，以至于侵犯了政治宪法的领域，进而威胁民主本身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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